前往城关镇实验田的小汽车碾过东洪县坑洼不平的柏油路面，发出规律的颠簸声。我坐在后排座位上，双手交叠在膝盖上。目光透过车窗，落在道路两旁破败的厂房上，那里锈迹斑斑的铁门紧闭，野草从门缝里肆意生长，墙上工业学大庆，生产攀高峰，煤球厂要当先锋！仿佛在无声诉说着这个县城曾经的辉煌与如今的困窘。内心的思绪如乱麻般交织，我在心中感慨：“为什么改革这么难以实现？”
这个问题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我心头许久。我深知，究其原因，还是触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回忆起马叔和张叔说的推行包产到户的艰难历程，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那时候，最抵触这项政策的是部分基层干部。在包产到户实施之前，集体劳动的模式下，村队上的干部们大多从事着最为轻松的劳动工作。他们每日的工作不过是召集村民开开会，在台上讲一些空洞的大道理，却能稳稳拿着满额工分，还凭借职务之便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就算是在大荒之年，饿殍遍野，听闻有群众饿死，却很少听说干部挨饿的事。而当包产到户政策落地，村干部也必须和普通村民一样参加劳动，这无疑触动了他们的“舒适圈”，自然招致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基层政权，凭借身份形成的特殊优势，想方设法阻碍政策执行。从包产到户试点到全面推开，让所有村都实现这一政策，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的沟通、协调与斗争，那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每一步也是充满艰辛。
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同样如此。厂领导们无需参加任何实际劳动，却拿着比普通工人高几倍的工资，过着优渥的生活。随着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非生产部门的人员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大量冗余人员的存在，使得企业负担日益加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那样的灵活性，反应迟缓，难以适应市场变化。而厂里的干部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改革百般抵触。因为国有企业常用的改革手段就是将非生产部门的人员调到生产部门，可这些非生产岗位上的人员多数是通过裙带关系进入企业的，有些人背后的关系连厂领导都要忌惮三分。领导们抱着“能过则过”的心态，只要能按时给员工发工资，就觉得企业运转良好；一旦发不出工资，就立刻向政府打报告申请经费，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自己的利益受损。这种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我心中暗自叹息，想办成一件事，实在太难了。改革开放这十多年来，各行各业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之间相互勾结，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利益壁垒。如果不打破这些壁垒，东洪县想要实现彻彻底底的发展，无疑是痴人说梦，发展质量也将存在极大问题。就如同平水河大桥，作为高标准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四座大桥竟然全部出现质量问题，这背后隐藏的腐败与利益输送，正是当前东洪县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
改革，注定是个得罪人的工作。但如果不改革，东洪县的发展将永远被利益集团垄断，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群众买不到真正质优价廉的肥料，用不上有效的农药，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也每况愈下，黑恶势力、流氓团伙在县城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虽然我还不完全清楚东洪县的群众具体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但仅仅从连执法干部都敢被殴打这一事件，就能想象到当地的社会治安形势绝非表面看起来那般繁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坐在一旁的刘超英，同样心情格外沉重。刘超英向来信奉“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在很多事情上都不愿轻易表态，觉得只要能把自己分内的工作推进下去，就算完成了任务。然而，这次自家远门亲戚的媳妇和彭凯歌在病房里毫无顾忌地大谈实验田的事，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东洪县的干部群众都知道，那块实验田原本是城关镇集体林场的土地，划出一二十亩送给县里领导，领导及其家属偶尔会来这里体验劳动，种些自用的玉米、小麦。这本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可不知是谁下的命令，竟然将整片即将丰收的小麦地都铲除了。刘超英身为常务副县长，很快就想明白了彭凯歌夫妇一唱一和提及试验田之事的背后深意。
彭凯歌一直将杨明瑞视为晋升路上的强劲竞争对手，二人在工作能力和职位上旗鼓相当。杨明瑞是县政府党组成员、城关镇党委书记，彭凯歌则是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两人都是副县长职位的有力竞争者。在东洪县这个小圈子里，干部晋升的竞争异常残酷，大家都明白，成为科级干部已是凤毛麟角，而一旦成为处级干部，就能彻底改变家族命运。彭凯歌此次的举动，看似是光明正大地将一众领导引到被破坏的小麦田现场，实则居心叵测，意在通过此事在无形中贬低竞争对手杨明瑞。刘超英甚至猜测，彭凯歌或许打着这样的算盘：即便自己最终当不了副县长，也能凭借此事以党组成员的身份前往城关镇担任书记，为日后冲击副县长职位做好铺垫。
汽车在蜿蜒的道路上行驶，很快就抵达了试验田的位置。试验田位于镇郊，出城向西不过二里地。当汽车缓缓停下，我推开车门，一股混合着泥土和小麦气息的风扑面而来。我迈步走向试验田，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原本应该是一片金黄、充满丰收希望的小麦田，此刻却是一片狼藉。田里的麦子东倒西歪，有的被连根拔起，随意地丢弃在一旁；土地被犁地的犁子勾出半尺深的沟壑，像是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小时候连掉在地上的麦穗都要仔细捡起来的人，我看到如此破坏粮食生产的行为，内心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沉痛。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小时候和乡亲们一起在田间劳作的场景，那时候，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大家的汗水和心血，而如今这片即将成熟的麦田却惨遭如此厄运。刘超英也皱着眉头，眯起眼睛，伸手挡在额前，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土地，缓缓说道：“这怕是有十多亩吧。”
此时，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拿着大哥大，在试验田周围不停地变换位置，试图寻找信号。看他焦急的模样，想必是在紧急通知城关镇的干部前来。我走到田地边，弯腰拿起一株麦穗，沉甸甸的重量传递到手中。此时的麦穗已经到了灌浆的后期，麦粒饱满紧实。我轻轻地拨开上面包裹的麦麸，露出一颗颗青绿而又泛黄的麦粒，颗粒饱满，十分诱人。我将麦穗在手里反复掂量着，从小到大，我接触过的麦子数不胜数，即便现在工作繁忙，农忙时节我也会抽空回到家里帮忙收麦子，但如此饱满的麦穗还是颇为少见。
刘超英见我拿着麦穗久久发呆，便补充说道：“县长，这块麦地可是城关镇最好的土地，土壤肥沃得很。当时，泰峰书记为了彰显县里对良田建设的决心，专门挑选了这么一块地。每年春耕的时候，他都要亲自戴着草帽，抱着农具来这里除草施肥啊。这块试验田的施肥比重和用药时间，都是由县农业局植保站和土肥站的专家们现场管理，提供专业的科学技术指导，可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这样……”
对于泰峰书记种地这件事，我原本并没有过多在意，在我看来，土地用来种粮，就应该追求丰收，泰峰书记对农业种植有着执着追求，这也是领导对土地的一片情怀，老家的人就是这样，根本下不下来，庄稼地里没什么活，但是大家都是要去地里转一转，到田间地头坐一坐，兴许只有这样，他们心里才会踏实，这是普通群众对土地最朴实的情怀。
可眼前这片麦田被破坏得如此彻底，完全是形式主义的恶果。我心中的怒火在不断燃烧，但还是强压下情绪，没有立刻发作。
刘超英见我沉默不语，便继续说道：“县长啊，泰峰书记种这块地，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一件夙愿。他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在吨粮田建设上取得突破，不断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不被底下的干部忽悠和糊弄，他才亲自种下这块实验田。可以说，这十多亩土地应该是咱们东洪县被照顾得最好的土地了，不缺水，不缺肥，还有专家干部全程指导。这些粮食都是泰峰书记亲自用最传统的方式种植，从播种、育苗，到给玉米拖地，每一个环节按照咱群众最传统的方法来。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切实掌握全县农田建设的基本情况呀。”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远处传来一阵小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汽车还没完全停稳，几个中年汉子，从车上推开车门，连跑带颠地朝着我和刘超英的方向赶来。他们顾不上和旁边的韩俊打招呼，径直跑到我跟前，一个个气喘吁吁，脸上满是焦急和不安。镇党委书记杨明瑞说道：“哎呀，县长，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正在下面搞计划生育，刚听说您也要到试验田检查，所以我们紧赶慢赶，还是耽误了时间呀。”
我定睛一看，说话的正是城关镇的书记杨明瑞。我眼神严肃，伸手指了指眼前的麦田，质问道：“杨书记啊，这麦子长势这么好，为什么给铲了呀？再耐心等个十天半个月，不就能收割吗？”
杨明瑞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解释，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脸上露出犹豫的神色。他迅速将目光投向旁边的镇长，说道：“怎么回事？谁在这里搞得破坏？”
镇长朱峰马上道：“肯定是村里干的，我马上把村支书叫过来。”
朱峰的反应，在我看来，明显是提前演练好了的。我在安平乡工作过多年，又在农村生活了多年，我太了解农民了，没有一个农民会在没有干部授意的前提之下，去铲掉即将成熟的麦子，这种违背常理的行为，只有权力和资本的操控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看着两人，语气冰冷地说：“把问题全部推给群众了？想让群众来背这个锅吗？我告诉你们，实话实说，可以重新商量解决办法。但如果谎话连篇，欺骗组织，我马上安排纪委来调查。这片麦子，足足有十亩地，按照正常产量，总产量上万斤。现在小麦一斤最高能卖到五毛钱，算下来，这片小麦的总金额加起来有四五千块钱。破坏四五千块钱的公私财物，这可是刑事犯罪！”
听到“刑事犯罪”四个字，杨明瑞明显慌了神，他急忙主动将手往前伸了伸，那意思是想和我借一步说话。我心里清楚，这件事或许并不是杨明瑞的本意，他也有难言之隐，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轻易妥协。我跟着杨明瑞往种田的小路上走了走，这一走，又让我发现了新的问题：在东洪县通往光明区东部的道路还没有修通的情况下，通往这实验田的水泥路却铺得足有拳头那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