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察里津，斯大林结识并大力提拔了两位日后成为他最亲密心腹和坚定支持者的红军将领——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和谢苗·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当时是第十集团军的司令，布琼尼则是着名的第一骑兵军的军长。斯大林与他们意气相投，在军事指挥和政治倾向上都比较一致（都比较排斥旧军事专家，强调红军的“阶级纯洁性”和政治委员的作用）。斯大林利用自己在中央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部队争取了更多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补充，也为他们的晋升铺平了道路。而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也投桃报李，坚决拥护斯大林在察里津的领导，成为了他在军中最可靠的“自己人”。这个在察里津形成的“军事小集团”，日后对斯大林权力的巩固和苏联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大林在察里津的这种独断专行、无视中央命令（尤其是来自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滥用权力的做法，也引起了莫斯科中央（特别是托洛茨基）的严重不满。托洛茨基是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最高统帅，他主张建立一支正规化的、由经验丰富的旧军事专家（在政治委员的监督下）指挥的红军。他与斯大林在军事指挥原则、对待旧军事专家的态度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斯大林多次公开顶撞甚至拒不执行托洛茨基的命令，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列宁不得不亲自出面调解。

尽管如此，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指挥下，红军最终还是成功地保卫了察里津，打退了白军的进攻。这场胜利，虽然在整个内战全局中可能并非最具决定性的，但对斯大林个人而言，意义却非同小可。他不仅借此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巩固了与第一骑兵军等重要军事力量的政治联盟，也让他尝到了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滋味。后来，当他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更是将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以此来永久纪念他本人在这场战役中的“丰功伟绩”。

如果说在察里津，斯大林更多的是展现了他作为“铁血委员”强硬冷酷的一面，那么在后来的苏波战争中，他的表现则更多地暴露出他性格中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甚至为了个人或派系利益不惜干扰全局的致命缺陷。

1919年至1920年，刚刚独立的波兰在毕苏斯基的领导下，趁着俄国内战，试图向东扩张势力，与苏俄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战争初期，波军一度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被激怒的苏俄红军随后发动反攻，由年轻气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西方面军，和由叶戈罗夫指挥、斯大林担任政治委员的西南方面军，兵分两路向西推进。

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略意图，西方面军应作为主攻方向，直取波兰首都华沙，争取一举击溃波兰主力，甚至将革命的火焰烧到中欧去。而西南方面军的任务，则是配合西方面军的行动，从南翼牵制和打击波军。

然而，斯大林这位西南方面军的“政委大人”，却对这个战略部署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更看重攻占波兰南部的重镇利沃夫（当时是乌克兰西部的重要城市，波兰也想占有）。他可能觉得，拿下利沃夫，不仅能扩大苏维埃在乌克兰的影响力，也能为自己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不顾莫斯科中央的再三催促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求援，固执地命令归他指挥的、由布琼尼率领的第一骑兵军主力继续猛攻利沃夫，而没有按照原计划北上支援正在向华沙挺进的西方面军。

结果呢？图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军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情况下，在华沙城下遭到了波兰军队的迎头痛击，被打得溃不成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维斯瓦河奇迹”。而猛攻利沃夫的西南方面军，也同样在波军的顽强抵抗下未能得手，最终也是无功而返。

红军在苏波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使得苏俄向西欧输出革命的梦想彻底破灭，也让苏俄在与波兰签订的《里加和约》中，被迫割让了大片原本属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损失惨重。

战后，党内自然要追究失败的责任。斯大林因为其在战争中固执己见、拒不配合中央战略部署的行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很多人认为，正是他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导致了第一骑兵军未能及时支援华沙方向，从而造成了整个战役的失败。面对党内的指责，斯大林虽然也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但显然难以平息众怒。他甚至一度主动辞去了在军队中的职务，以避避风头，暂时蛰伏起来。

尽管苏波战争的失利给斯大林的军事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但纵观整个俄国内战时期，斯大林通过在各个前线的摸爬滚打，无疑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斗争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他学会了如何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和战斗，如何运用铁腕手段推行政策，如何在复杂的党内和军内关系中纵横捭阖，也建立起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军事和政治人脉（比如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莫洛托夫等人）。这些，都为他日后在更加险恶的党内权力斗争中，一步步地清除异己、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俄国内战的硝烟渐渐散去，苏维埃政权总算是站稳了脚跟。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是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如何恢复残破的经济，以及如何处理党内日益复杂的组织和人事问题。

就在这个背景下，1922年4月，在列宁的提议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增设一个新的职务——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个职位，最初的设计，主要是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的行政事务、文件流转、会议安排、干部档案管理等等，听起来像是个大管家、秘书长之类的角色，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决策权。

当时，党内很多大佬们（比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声名显赫的革命领袖）可能都觉得，这个总书记的位子，是个吃力不讨好、又没啥实权的“苦差事”，不值得去争。而列宁呢？他可能考虑到斯大林在组织工作方面比较有经验，为人也相对“低调”（至少在公开场合不像托洛茨基那么锋芒毕露），又一直是他忠实的支持者，于是就同意由斯大林出任这个第一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总书记”职位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也低估了斯大林这位“钢铁之人”的政治野心和权谋手腕。

列宁本人对斯大林的性格和能力，其实早就有一定的保留。他虽然认可斯大林的忠诚和组织能力，但也察觉到斯大林身上那种过于“粗暴”、喜欢独断专行、不善于团结同志的缺点。据说，在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的时候，列宁就曾提议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权限，使其仅仅局限于处理党务日常工作，甚至计划在不久之后就解除斯大林所兼任的其他政府职务（比如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以防止他权力过于集中。

可惜啊，天不遂人愿。就在斯大林刚刚坐上总书记这个位子没多久，1922年下半年开始，列宁的健康状况就急转直下。他接连遭受了数次中风，身体瘫痪，说话也变得困难，逐渐失去了对党和国家事务的实际控制能力。

这一下，可就给了斯大林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利用担任总书记的便利，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党中央的日常运作大权。他可以控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可以批阅和分发重要文件，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党内各级干部的人事任免！

斯大林开始不动声色地在党务系统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提拔那些对他忠诚、听话的干部，排挤那些与他意见不合或者属于其他派系的人。他通过这种“组织路线”，像一个勤劳的蜘蛛一样，在幕后悄悄地编织起一张覆盖全党的、以他为核心的权力之网。这张网，在列宁在世时尚不明显，但在列宁病重和去世之后，就将发挥出其巨大的威力。

就在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在处理格鲁吉亚并入苏联的问题上，与列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史称“格鲁吉亚事件”。斯大林和他派往格鲁吉亚的代表奥尔忠尼启则等人，采取了极其粗暴高压的手段，强行推动格鲁吉亚按照莫斯科的意愿加入外高加索联邦，并最终并入苏联，打压了格鲁吉亚共产党内部主张更大自治权的声音。这件事让病榻上的列宁勃然大怒！他认为斯大林等人违背了党的民族政策原则，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严重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这场冲突，进一步加深了列宁对斯大林的不满和警惕。

到了1922年底至1923年初，意识到自己可能来日无多的列宁，怀着对党和革命事业前途的深深忧虑，口授并寄出了一系列被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文件，这就是后来震惊苏联政坛的《列宁遗嘱》。

在这份极其重要的政治遗言中，列宁对自己身边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等）都进行了坦率而尖锐的评价，分析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而对于斯大林，列宁的评价尤其引人注目，也最为严厉！他写道：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他还特别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同斯大林同志相比，只有一个优点，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甚至还补充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就有可能发生分裂！

这份遗嘱，如果当时就被公之于众，并得到严格执行，对斯大林的政治前途来说，无疑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他那个刚刚开始编织的权力之网，很可能就会被彻底撕碎。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往往充满了各种偶然和变数。列宁在口授完这份遗嘱后不久，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在1924年1月21日与世长辞。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遗嘱是如何被处理的，也没能亲自阻止斯大林继续掌握那个在他看来已经变得“无限权力”的总书记职位。

而斯大林呢？他自然也很快就知道了这份对他极其不利的“最后指示”的存在。他将如何应对这个巨大的挑战？他将如何巧妙地化解来自革命导师“临终遗言”的政治危机？他又将如何与其他几位觊觎最高权力的“战友们”展开更加激烈和残酷的党内斗争？

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内，一场决定苏联未来走向的权力大戏，已经悄然拉开了帷幕。而斯大林，这位从格鲁吉亚的贫困小镇一步步走到权力中心的“钢铁之人”，正准备迎接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危险的一场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