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日本这个“饿孩子”，在“北进”苏联的道路上，先是在张鼓峰和诺门罕碰了一鼻子灰，这“北望”的迷梦算是彻底破碎了。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不得不与苏联签了个《日苏中立条约》，暂时稳住了北方那头“北极熊”。

既然北边这条路走不通，那日本唯一的选择，就只剩下“南下”了。南边有什么？有的是让日本人垂涎三尺的好东西！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英属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法属印度支那的大米……这些，可都是支撑日本这台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下去的“命根子”啊！

可要想“南下”，就必然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强大对手——那就是在太平洋上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美国海军。山姆大叔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扩张本就日益不满，再加上《租借法案》的通过，美国支持反法西斯盟国的立场也越来越鲜明。

一场决定日本国运、也将彻底改变太平洋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最终豪赌”，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这一回，咱们就来详细聊聊如何，日本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与美国开战这条不归路的，以及在这之前，他们又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想在中国战场上“安定后方”，为南下战略扫清障碍的。

日本这个国家，虽然野心大得很，但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它深知，要想在南边跟英美荷这些老牌殖民帝国掰手腕，就必须得先稳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战争泥潭。否则，一旦陷入两线作战，那可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可中国这块“硬骨头”，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虽然打得艰苦卓绝，损失惨重，但就是不肯屈服投降！重庆的蒋委员长，虽然也时不时地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点“秘密接触”，但始终没有放弃抵抗的决心。这让日本人头疼不已。

既然硬的啃不动，那就来软的！日本军部和政府里那帮“中国通”们，就开始琢磨起了“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毒计。他们的算盘是：在中国扶植几个听话的傀儡政权，让他们去代替日本人管理占领区，搜刮中国的资源，镇压中国的抗日力量，这样一来，日本不仅可以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到“南下”作战，还能在政治上制造中国分裂的假象，瓦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于是乎，在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各种各样的汉奸伪政权，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日本人的刺刀和金钱的扶持下，粉墨登场了。

要说这些伪政权里，名气最大、也最臭名昭着的，莫过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了。

汪精卫这个人，说起来也曾是响当当的“革命元勋”。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刺杀过摄政王，也当过国民政府的高官，在党内和民间都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可这位曾经的“热血青年”，骨子里却是个意志薄弱、贪恋权位、又极度悲观的“软骨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的凌厉攻势和中国的惨重损失，汪精卫对抗战前途彻底失去了信心。再加上汪精卫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不得志，于是，他开始暗中与日本人勾勾搭搭，鼓吹所谓的“和平运动”，主张与日本“议和”。

1938年底，汪精卫公然从战时首都重庆叛逃，跑到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着的“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国交根本方针”的声明，实际上就是卖国投降的宣言。

紧接着，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汪精卫在日本人的精心安排下，秘密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的头面人物进行了一系列卖国谈判。日本人也正愁在中国战场上找不到一个有足够“号召力”的大汉奸来撑场面，汪精卫的“主动投靠”，简直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日本人打的算盘是，通过扶植汪精卫这个曾经的“国民党元老”，来建立一个所谓的“华中和平地带”，以此来分化瓦解重庆国民政府的抵抗力量，诱使其投降。他们口头上也跟汪精卫谈什么“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共存共荣”的大道理。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人的导演下，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成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了跟重庆的国民政府区别开来，历史上也称其为“汪伪政权”）。这个伪政权，虽然也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号，但其本质，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出卖民族利益、充当日本侵略者走狗的汉奸政权。汪精卫本人，也从一个曾经的“革命元勋”，彻底堕落成了遗臭万年的“千古罪人”。

除了汪精卫这个“全国性”的大汉奸，日本人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早就扶植起了一系列地方性的伪政权。

其中，历史最“悠久”、也最“稳固”的，莫过于盘踞在中国东北的那个所谓的“满洲国”了。这个伪政权，是日本关东军在1932年炮制的，名义上的“皇帝”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但实际的掌控者，却是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顾问。

到了1940年代初，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换成了张景惠（也是个老牌汉奸）。日本一方面继续在国际上鼓吹伪满洲国的“独立国家”形象（虽然除了德国、意大利等少数几个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全世界没几个国家承认它），企图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加强对东北地区的资源掠夺（比如煤炭、钢铁、粮食、木材等）和经济控制，把东北彻底变成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战略后方和原料供应地。

而在邻近伪满洲国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日本人也扶植起了一个由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领导的、所谓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简称“蒙疆政权”）。这个政权，同样是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国、掠夺资源的工具。

在中国的心脏地带——华北地区，日本人的控制方式则更加复杂和阴险。

早在1930年代中期，日本就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比如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样的汉奸组织，试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搞“华北特殊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虽然占领了华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种地方抗日武装的有力抵抗。为了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日本人在华北地区大搞所谓的“特务政治”。

像土肥原贤二（这个老牌特务头子，在中国搞了几十年的阴谋诡计）、喜多诚一（曾任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这些日本军中的“中国通”，就主导着在华北地区扶植汉奸、收买败类、分化瓦解抗日力量的勾当。他们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特务机关，比如臭名昭着的“梅机关”（主要在南方配合汪精卫，但在华北也有类似机构）、“兰机关”等等，专门从事情报搜集、策反、暗杀等罪恶活动。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华北的广大农村地区，日本人还推行了一套严密的“中国人管中国人”的乡村维稳体系。他们恢复了中国古代的“保甲制度”，将民众编入保甲，实行连坐，互相监视。他们还大力扶植和武装各种汉奸武装，比如所谓的“皇协军”、“治安军”、“剿共军”等等，让这些民族败类去帮助日本人镇压抗日军民，维持“治安”。

为何要扶植这么多伪政权？

这背后啊，除了咱们前面说的“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策略考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陆军内部，它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派系林立，山头众多，很多时候都是各打各的“小算盘”。

您想啊，日本陆军那帮将佐们，很多都是地方藩阀出身，或者是在某个特定的战场、某个特定的“功绩”中崛起的。他们往往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有自己的亲信部下，也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比如，关东军那帮骄兵悍将，就把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连东京大本营的命令有时候都敢阳奉阴违。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华南派遣军……各个战略方向上的日军指挥官，也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这些不同的军事山头，在扶植汉奸伪政权的时候，往往也会优先考虑那些与自己关系更密切、更能维护自己派系利益的汉奸头目。这就导致了在中国广大的沦陷区，出现了多个互不隶属、甚至有时还互相拆台的伪政权并存的奇观。比如，在华北，就有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后来又并入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但实际上还是相对独立。

这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中国的抗日力量，但也使得日本对华的殖民统治难以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体系，反而增加了其统治成本和内部矛盾。

不管怎么说，到了1940年底1941年初，日本通过威逼利诱、军事打击和扶植汉奸等多种手段，总算是在中国占领区（特别是华北和华中地区）建立起了一套相对“稳定”（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殖民统治体系。

只要中国这个“后院”能够基本“安定”下来，不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兵力和资源，那么，日本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其陆海军的精锐力量，去实施那个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南下”豪赌了！

就在日本处心积虑地在中国“安定后方”的同时，它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了一系列更加冒险、也更加作死的“骚操作”，一步步地把自己逼上了与美国开战的绝路。

早在1938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构想，宣称要在中、日、满（伪满洲国）三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排除西方列强影响的、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政治经济体系。这已经是在公然挑战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东亚的传统利益和国际秩序了。

到了1940年，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和法国的迅速崩溃，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更是急剧膨胀。他们觉得，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于是，在当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一个范围更广战略构想——“大东亚共荣圈”！

这个所谓的“共荣圈”，不仅包括了中、日、满，还把整个东南亚（包括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缅甸、泰国、菲律宾等）、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广阔的区域，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整个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由日本独霸的“新世界秩序”！这种赤裸裸的野心，自然引起了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强烈不满。

为了给自己的扩张行动寻找“靠山”，也为了威慑可能的干涉者（主要是美国），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也称《三国轴心协定》）。这个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遭到一个目前尚未参与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攻击（这明摆着就是指美国！），其他两个缔约国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给予援助。